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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宪:书坛“祛魅”正当时

发布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2014-05-29 点击率:2095

『祛魅』这个词源于德国哲学家、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意指让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走向现代性。这个词用于今天的书法界可谓正当其时。近三十年来,中国书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思想流派、风格取向、取法传承等都异彩纷呈,可以说书法艺术思潮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再一次出现了觉醒与复苏,书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书法展览的日益功利化,书坛的积弊也日益增多,书法界的魅惑日甚一日,甚至近似于妖魔化了。所以,书法界的祛魅,是真正地要『降妖除魔』

 

书法界的『妖魔鬼怪』,倒主要不是那些三流或不入流的江湖走卒式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我们所说的主要是书法界内部所形成的一些习气、邪气、妖气和魔气。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的学术与艺术风气相对还是比较纯正的,人们可以为了一个概念或一个观点秉烛夜谈,争得面红耳赤。但到后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之后,书法家的名利意识日渐凸显,当理想主义退却,功利主义占据潮头的时候,书坛的审美被世俗化,真正的书法批评也越来越鲜见。利益使人变得浮躁、浅薄、虚妄、空洞,利益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虚伪,当然,利益更使得书法家的创作越来越走向粗鄙化,缺乏功力,缺乏静穆,缺乏书卷气、文人气,缺乏内涵和深度。书法界人士习惯于追求一鸣惊人,习惯于追求表面的狂欢,习惯于追所谓的名师,习惯于喊口号,却少有人能坐下来静思细想,少有人能扎根书法传统。

 

现在书法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容易迷惑相当一部分年轻的书法爱好者,就是盲目地追时下的一些所谓的名家、大家或权威。客观地说,名家、大家或权威是书坛的风向标,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当代书法的审美走向。但正因如此,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就极容易为书坛所效法所追摹。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很多所谓名家大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什么领域都是绝对的权威。而很多名家大家的弟子们的盲目吹捧,则更误导了无知的书法人,在这样的语境下,批评名家、大家便成为一种禁忌。若有谁批评了某位名家,不是他站出来跟你急,首先他的弟子就站出来跟你急了。我不是说不能追求名师效应。学习书法,拜师学艺当然是必需的,但是拜师学艺不等于就要拜倒在师傅的『石榴裙』下,拜师学艺一样也要有独立的学术和艺术精神,要有清醒的学术意识。

 

我们不反对因利益或人情关系所产生的辩护或形象维护,此乃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不应是替人做奴才式的辩护。当然,有的人或许是出于一种尊师的美德,这情有可原,但是,对于『师』的观点,我们既需要尊重,也要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认知。如果是出于情感需要,导师有错,你不便公开反驳,但可以保持沉默,沉默有时是一种美德,一种最不坏的美德。王小波曾说,沉默是反对话语霸权的最有力武器。沉默就是一种最大的学术独立,但如果你站出来煞有介事地拙劣地辩护,那就是愚蠢。这样的人恰恰是被魅惑了,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我执』『我执』不是一种执着,而是一种愚蠢,冥顽不化,看事情不通透,说得再严重一点,就是奴性心理。当然,若是出于利益和关系之考虑,而自己心知肚明,我倒觉得这是聪敏之人。也情有可原。毕竟,人生而难免俗。可惜的是,当今很多人是真正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被魅惑了。

 

名利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现在不少书家成名之后,字写得越来越不堪人目,而自己却浑然不觉,甚至得意于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书家原来作品中那种纯朴与天然的气息,变成了现在的火气、躁气、鄙俗之气与偏激之气。这种倒退,不是发生在一个两个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一群人身上。此种群体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为什么很多书家成名之后,作品反而不如以前,而且越来越走向怪诞和粗浅?也许,郭沫若的题字现象能为我们作一些注脚。毫无疑问,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当然也是中国现代顶级的书法家。郭沫若在书法上的造诣,得益于他的天才。郭沫若的这种天才,使得他比同时代其他书法家的书法都要有才气。但是,为什么郭沫若后期的作品越来越鄙俗?而且,仔细看郭沫若的字,明显有优劣之别,好的很好,差的很差。关键就在于他后期成名之后,到处题字,应酬太多,题字越多,应酬越多,字自然就俗了。即便是郭沫若这样的天才也有俗气的时候,何况没有天才的当今书坛呢?

 

现在书法界的名家实在太多了,成名之后对书法的想法也就多了。有想法是好事,而且,很多书家也确实是想有所变化,有所突破,有所进境。这值得肯定。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变化上,有些人想法越多,写出来的东西反而离书法的本质越远。也就是离自然、本真的书写越来越远。我想,这是我们当代人所面临的困惑,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看,当代书法处于两个极端状态:一是一味地摹古、复古,复制古人技巧、嫁接古人图式,却毫无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伪古典;二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创变和革新,过度追求视觉刺激和快感,以制作、拼接、夸张、怪诞、做作为能事,任笔为体,恣意妄为。此为当下展览书法之通病,我称之为『伪现代』。不论是『伪古典还是『伪现代』,都是一种伪书法,伪书法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背离了书法最基本的书写性,之所以说它背离了书写性,乃是因为它没有真实的艺术情感,或者说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伪情感。书法创作是要表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书法线条的自然流露,自然书写,不是靠胡乱表现出来的。可是,今天有些书法家,字写得张牙舞爪,伸胳膊伸腿,胡乱结字,胡乱章法,刻意追求狂怪,面目狰狞,却自己解释为是要表现某种情感和思想,并且认为是自己所谓的独创,是要突破前人的模式或轨迹。此种所谓表现,乃是伪表现,此种所谓情感,乃是伪情感。

 

正因如此,现在的展览,也带上了很多的魅惑。展览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展览的导向存在着问题,所以,展览本身也要祛魅。展览不祛魅,书法会走向新的低俗化。书写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所以,我们在书写中,不需要刻意去表现什么。也许,不刻意表现,才是最好的表现。对于书法,我们要多琢磨,多研究,然后才写。书法家还需要有广博的文化视野,碑帖简牍帛书造像写经砖铭瓦当等皆可为我所用。

 

其实如果去看看晚清民国的书法,就能知晓当代书法之魅。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要让我们对晚清民国的书法史作一个基本的梳理,我认为:第一流的当数在北洋政府任要职的政治人物,譬如叶恭绰、徐世昌、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大都是前清遗老,既有旧学功底,学富五车,饱读诗书,人品端正,又受到新思想的洗礼,堪称学人政治家的典范,虽正史对其人品行径鞭挞有加,然考诸细节,却能发现,其人其言其行其品非正史所能涵括者也;其次则是在民国政坛享有较高威望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吴稚晖、胡汉民等,于右任自不待言;再其次是中共早期文人政治家,如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等,陈独秀眼力独具,堪称晚清民国第一流的书法鉴赏家,陈氏不以书家自居,但其眼力非一般职业书家所能及也,即便如沈尹默这样的二十世纪现代书法大家,在陈眼里也不过是『其俗在骨』;另外还有第三类人物,乃民初文人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守敬、章太炎、鲁迅、蔡元培等。梁启超除了是晚清民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学术家之外,还是当时第一流的鉴藏家和书法家,亦是碑刻研究专家。梁启超书法的醇厚与儒雅之气,冠盖当时的民国书坛。至于鲁迅书法之价值,我想有识之士断然不会否认。即便今日第一流的书家,亦不敢自比于晚清民国那些二三流文士之手迹。

 

所以,书法甚至不是靠写出来的,而是靠养出来的。这个『养』字很重要,不能简单理解为养活的养,而是养分的养,滋养的养。『养』是一种精神状态。『养』是一种去功利化的东西。『养』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积淀过程。养是一种慢慢的渗化的过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经历了一场大的启蒙与复兴运动。可是,经历过启蒙之后的文艺界,又渐渐走向沉睡了。至少书法界有这样的倾向。三十年过去了,书法界的魅惑日渐增多,书法界还真需要来一场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成名稍早的书家的美学素养在倒退,成名较晚的年轻辈书家的美学素养又基本匮乏。美学素养的断层,再加上权力与利益的裹挟,使得书法家们的魅惑越来越多。

 

魅惑不除,何以书为?

 

(本文刊发于《书法》杂志2014年5月第五期,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