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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有关晚明时期“臆造性临摹”现象的思考

发布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发布时间:2015-04-17 点击率:10451
有关晚明时期“臆造性临摹”现象的思考
以王铎临摹作品为例

张 雷


    摘要:“臆造性临摹”在晚明时期被王铎发挥到极致跟这个时期的背景和特殊的社会坏境离不开关系。同时,晚明尚“奇”的美学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家们临摹前人经典的思想;并且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下,为了挣脱道德沦丧的精神枷锁,实现自己,文人墨客们便求“真”、求“变”,使晚明书法呈现出奇异的特点。可见, “臆造性临摹”是晚明时期的特产。
    关键词:书法 臆造性临摹   王铎   晚明   

    晚明时期,是中国多方面现象转型期。经济方面,最突出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思想方面,以王阳明为核心代表的心学派,使该时期的原有社会哲学观受到了影响;文学方面,出现了反映世俗文化生活的新型文化;艺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一系列奇奥、怪异、恣肆、狂放的现象;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晚明时期变幻莫测的政治统治有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使得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具有强烈的表达文人思想及宣泄文人内心世界的新奇现象。

    一、晚明时期书法现象
    晚明书法现象的形成乃至对后世的影响,广义上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狭义上,主要是当时的文人在那样极度腐败、黑暗的官场不得意,或者是看透了当时官场的世态炎凉,为了明哲保身而隐逸的思想取向决定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
    与此同时,心学派思想的潜在影响,致使一些因为有好奇心的文人墨客,开始了新的探索里程。这些文人墨客的艺术价值观一度引领当时的艺术潮流,甚至在当时出现了尚“奇”的美学思想。我们可以从李贽的诸多理学著作中找到些许线索。李贽揭示“人的内在本性是纯良的,有着一颗天生能够洞彻、理解道德方法的童心。仅由死记硬背而得来的道德训诫可能使人丧失童心。真诚是李贽最主要的关怀,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欺骗自己,应该忠实于内在的自我对事物最直觉的反应,并以此来实现自我。”可见在如此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人们,是多么想在晚明那个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的时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那个日渐不安的政治局势中,人们往往受到是现实给与的沉重打击。只有寻求有异与正常生活行为的方式,才可挣脱那个枷锁。
    晚明时期尚“奇”美学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正因为有了上述社会的坏境现象,才能够蕴育出这样一个尚“奇”的美学思想。其中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于晚明文学艺术界的一些大家倡导。汤显祖曾曰:“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可见当时的文人已经在文学艺术上追求“奇”的奥妙。“奇”的美学思想在当时名家的鼓吹下,被文学界公认;在艺术界也一样,受“奇”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开始被艺术家们接受。晚明时期书法受“奇”思想的影响,已经突破了奇本身的意义,而是文人墨客追求自我实现的一种客观的、外在的标准。
    晚明时期被书坛推崇的书坛祭酒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在中国书法史上,董其昌可谓是影响了明晚期至清初一时的书坛盟主。他在书法上的成就相当大。生活在晚明的董其昌,也是受尚“奇”美学思想的影响,其书法艺术价值才得以在中国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董其昌的书法求“生”、求“淡”、求“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在董氏所存留的诸多书作中不管是其临摹,还是其创作都可找到证据。
    按,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解说:董其昌对晚明的书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临”这一学习书法的传统方法转变成创作的手段。实际上董其昌的“尚奇”思想的实践,在其临摹前代先贤的经典作品中已经开始。初学书法的人都知道,临习古人书法作品,前期要忠实于帖,不仅要学古人的形似还要学古人的神似,甚至更深一层还要通过一本字帖扑捉某一历史现象。后期达到既能出帖又能入帖,甚至包容并修,守正创新。在董其昌的临习过程中却出乎意料的以临摹为一种创作手段,可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转折。由于董氏在当书坛的地位,影响着当时书坛乃至以后的文人们书法临习;临摹不仅是学书的途径,还被作为自我发挥的契机。由于临书已被视作为一种创作,董其昌和晚明的书家以临作馈赠友人已然成为一个时尚。

    二、王铎的临摹
    王铎生活的时代虽是晚明,但也经历了朝代更替,亲眼目睹了由明入清后,民生凋敝,文化沉寂的现象;同时满汉政权的更替,也为明遗民的生活、思想带来了严重冲击。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王铎的书法艺术也在顺时而变,在继承了明晚期尚奇的美学思想后,随之就是恣肆烂漫、狂怪奇奥的“臆造性临摹”。尽管晚明时期的董其昌在“临摹”过程中有所创造,但不像王铎那样在临摹的同时,随意“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卒读的‘文本’”。并且从明晚到清初这一阶段王铎所创作的书作中也可以寻找些许信息。王铎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晚明度过,故,他的书作不像傅山那样带有浓厚的明遗民色彩。究其原因,需要追朔到王铎的生活坏境。
    王铎前半生生活在明,而这个时期的明王朝已经每况日下,政坛一片腐败、灰暗,尤其在“阉党”时期,给整个晚明社会造成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当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分别攻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朝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争议之际,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见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批驳主和派主张,遭到贬官,事过十九天后,王铎仍然上疏,“言边不可抚,事关宗舍,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激怒主和派,杨嗣昌使人言于崇祯帝,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消息传出,王铎一家老小。都为王铎担心流涕,而王铎却神态自若,毫无畏惧。又接着一联串的但凡与王铎有关政治事件,都使王铎在仕途不顺,甚至有生命危机,王铎都毫无畏惧,这些都证明王铎的生活是在沉浮中度过。与此同时,在其沉沉浮浮的晚明生活中,却为他的书法临摹、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尤其,在王铎降清为官的8年时间里一直被视为贰臣,使其的思想更加郁郁寡欢,生活在抑郁中。
    王铎的仕途多艰难,欲济天下而不能,胸怀抱负而无处施展。其苦闷、彷徨、无奈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反映在对书法风格的追求上,王铎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用书法来抒发苦闷的思想感情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王铎在“临摹”过程中,也许是对古代先贤的经典成熟于胸,多带有己意创造在其中。就如董其昌一样,以临摹的方式作为一种创作手段。但是这种方式到了王铎就有了进一步拓展。在王铎诸多临帖中,其对北宋《淳化阁帖》用心尤多。虽然有些临帖与原帖很相像,但还有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巨幅临摹书作,就与原帖面貌隔有千山之遥。甚至有的是“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卒读的‘文本’”。
    如其临《王羲之帖》:


王铎临《王羲之帖》

   敬豫在彼尚未议还增耿耿得远嘉兴书计今必度喜迟可喻言迟见此子真以日为岁前与(女更)求屏风遂不得答为也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当采菊不庚寅夏日王铎

    可从该书作中读其所取内容,并无多大意义,但其的书法作品纵观却纵横有象、以静寓动,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再细观之,如此长篇巨幅,气势恢宏,正能反应王铎当时生活中的急于挣脱精神枷锁的束缚。翻开与王羲之有关的一些书帖作对比,无论是从章法、字法、还是笔法都与原帖有千差万别。不仅这一书作,还有好多都如此。王铎临写的《豹奴帖》更是“奇”,按,白谦慎的解释可以总结:此幅书作就是任意割取、拼凑而成的,难以卒读的“文本”。
    如:
    豹奴此月唯省一书亦不足慰怀耶足下以为平复此庆此庆敬豫在彼尚未议还增耿耿皇象草章百信送之勿忘
    像王铎这种恣意改造、肢解、拼凑、假托经典所造成的“文字游戏”,完全体现了晚明时期文人那种恣意、率真,急需脱离当时馆阁体的束缚,实现自我的思想。
    王铎在他的以临摹书作中恣肆的添加己意,任意改造。使得原帖面目全非,这也说明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个性孕于共性之中。在晚明不只是王铎一个人因为官场黑暗、阉党专权而仕途不顺。还有黄道周、张瑞图、傅山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在自己的书法作品里尽情挥洒,用来宣泄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但是碍于现实的残酷,又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出路。晚明的社会风气造就了这么一批有志难舒的文人,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给他们了自我宣泄的机会。
    在王铎的临作中还有一部分作品代表了王铎影响书坛至今的成就,即墨法的大胆使用。众所周知,王铎的书法作品不仅因为巨幅、恣肆狂放而成名,更因为其在墨法上的大胆运用。王铎的书作涨墨运用率最高,且观其书作面貌,摄人心魂,夺人眼球。在他的“临”作中亦然。如:


王铎《临王献之敬祖鄱阳帖》

   还山阴,与严使知闻,颇多岁月。今属天寒,拟适远,为当奈何。岂不令念姊,远路不能追求耳。鄱阳归乡,承修东转有理,吾贤毕欲事,必俟胜欢慰于怀耶。吾终权宜。五吉老词坛,辛卯,王铎学古。
    该作中第三行倒数第五个字“慰”字,作者可能是无心,但只因这么一字,使整幅作品生动了起来,还带有强烈的对比成分,让读者百看不厌。像王铎这样尽情于他的“文字游戏”之中的人不乏其一人,还有其他人,总之都是一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特殊现象。但是,纵观王铎的所有临作,似乎都可以定性为“臆造性临摹”。

    三、关于王明时期“臆造性临书”现象的思考
    “臆造性临摹”是一个主观性的临摹行为,即作者在临摹时(条件是必须把某一贴熟记于心),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添加自己的书写元素,而改变了原帖的面貌。按,白谦慎所解释的:“臆造性临摹”在晚明整个书坛弥漫着“奇”的气味。这种“奇”是建立在晚明这个独特的社会坏境下的奇,在这里“奇”不仅仅只是它原本的意思,而是已一个文人墨客思想及艺术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追求。从王铎留下来的大量书法作品中就能读出来。特别是,在王铎的大量临摹书作中,更能说明的具体现象。
    临摹古代经典,传统习惯便是忠实于帖,尽力求神似。而这一习惯的常规在明晚期的董其昌那里被打破了,其实董其昌临摹作品时自身就就存在着创新意识,虽然他的临摹书作往往会与原来的书法作品的面貌相似程度有距离,但是他却没有走出原帖的特殊蕴含;而到了王铎那里就是另一番临摹景象了,他在董其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常规,突破了原帖所有的特性,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尽情创作,甚至大胆拼凑、割取,使整幅作品呈现一种跳跃式的刺激感,他的这种有意识的挑战前代经典,可为晚明书坛的一个奇葩。晚明出现这种尚“奇”的书风以及在临摹过程中的“臆造性临摹”创作现象,与其说是一场“文字游戏”,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文人墨客们为实现自我的一场“临摹变革”,  究 其原因:
    首先,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明时期,即已是统治者的高压统治,又有宦官专权。这样的统治现状,已不能安稳这一时代的社会秩序。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家们开始新的探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发出了求“真”、求“变”的呼声,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绘画,书法也不例外。在这个时代,“臆造性临摹”也是为迎合晚明时代经济社会所需,在当时商业活动繁荣的城市,一些追求附庸风雅的人士开始字画收藏。这样一个书画交易市场的繁荣景象,造成了书画市场的竞争局面,书画家们为了迎合市场和商人的口味,往往采用新奇的手段或者独具特色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再次,新思想的影响。晚明时期的思想领域已在这个多元的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也演变为王阳明的心学。心学由于强调心内求理,而每个人的内心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都会有不同的见解,这就为反对礼教,解放思想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这一时期西方天主教的融入,在晚明宗教和知识生活中也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较色。西方文化的融入,对晚明形成的尚“奇”风气也起到了毋庸置疑的推波助澜作用。
    最后,传统轨迹的转折。自古以来学习书法的人都知道,临摹需忠实于古代经典,而到了明晚时期传统的临摹方式被打破,出现了董其昌、王铎等人的“臆造性临摹”现象。“臆造性临摹”是在书家的主观意识下完成临摹创作的。换言之,正是书家在临摹过程中添加了自己的想法,才改变了原帖的面貌。这种打破传统的临摹行为,是以书法家自己的审美原创性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更是传统临摹发展到一个特殊时代轨迹的转折。
    总之,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文人墨客们为了实现自己而求“真”、求“变”;艺术到了晚明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面对着古代先贤的经典,如何突破前人便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何炳武.王铎评传[M].陕西: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
    [3] 刘元良.晚明书法尚奇风格成因[J].湖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
    [4] 范美俊.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J].四川: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7.
    [5] 张泓.董其昌的临古观[J].浙江:新一代,2011.

    (张雷,陕西西安人,在读书法研究生,从事书法教育、书法技法创作研究;并主持、参与重点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宣传外联委员会委员。该论文已在国家正规期刊发表,版权所有。)